192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一群满怀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上海，随后又辗转来到南湖。湖水微波荡漾，山色青翠欲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共一大成功召开，成为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大会的主持人是张国焘，年仅23岁，他也因此成为党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到了1935年，中共经历了最为黑暗的时刻。反围剿战役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已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面对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战略路线上的分歧，局势愈发复杂。张国焘很快便表现出了对中央方针的不满，他开始拖延执行中央的北上计划，甚至在内部公开表现出分裂倾向。10月5日，他指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以抗日为幌子“逃往北方”，并扬言要开除他们的党籍。
展开剩余82%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于1918年，当时两人在北京有过短暂的接触。彼时，毛泽东在红楼的第二阅览室工作，而张国焘则是比毛泽东小五岁的北大青年。两人的命运从那时起便有了交集，但直至1919年，两人才真正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大钊家中，毛泽东热情地自我介绍，而张国焘却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回应显得冷淡。此情此景深深印刻在毛泽东心中，尽管时光流转，张国焘的冷淡态度依旧未曾遗忘。彼时，两人的命运线还未交织至未来那样的高潮和低谷。
随着“南陈北李”的建党协议签署，张国焘成为了这场历史性事件的推动者之一，并且参与了许多早期的党务工作。特别是在北京地区，他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多次接触，逐渐成为党内的核心人物。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再次与毛泽东相见。这时，毛泽东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乡音浓重的青年，而是作为代表出席大会的党内骨干。两人见面时，张国焘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毛泽东则以温文尔雅的态度回应。会后，毛泽东赶回湖南，而张国焘则投身工人运动，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
然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那时的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起点，而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在无数次风雨波折之后，依然坚守初心，最终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1923年，张国焘参与了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初期成效显著，数千公里铁路因为工人罢工而陷入瘫痪，掀起了全国工运高潮。然而，由于对敌人压制力的低估以及对当局反动本质认识的不足，当工人遭到残酷镇压时，张国焘显得束手无策，最终不得不宣布罢工失败，工运陷入低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逐渐疏远。1923年，他们在党的三大会议上再次碰面，此时的毛泽东已进入中央，而张国焘因坚持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冲突而离开了党内领导层。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显露，毛泽东等人主张对右派进行坚决打击以保革命，而张国焘则提倡妥协，双方理念的分歧愈发显著。1927年，南昌起义即将爆发之际，张国焘出人意料地试图通过发电报和亲自赶赴南昌的方式，企图叫停这场起义，激怒了周恩来，这也成为周恩来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愤怒爆发之一。
进入1935年，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终于在长征途中汇合，这本应是值得庆祝的大事，然而当张国焘意识到一方面军的规模和装备远远不如四方面军时，他心生歹意。他开始暗中探听一方面军的情况，在和周恩来的对话中，周恩来察觉到他的异常，便故意向他提供虚假情报。尽管如此，张国焘的心思依然不改，他暗自谋划通过控制四方面军的力量来推翻中央领导。
面对着复杂的局势，中央最终决定执行北上计划，与敌人展开新的斗争，尽管张国焘一再拖延和破坏。1935年8月，中央按原定计划将军队分为左右两路，准备向北进发。右路军经过短暂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胜利，提升了士气，而张国焘却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进程。最终，张国焘违背命令，带领部队向南撤退，错失了良机，给敌人提供了足够的集结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抗，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最终宣告失败，损失惨重，四个月内红军减员一半，仅剩下4万余人。
此后，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迅速遭遇信任危机，曾经信任他的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便毛泽东等人被张国焘开除党籍并遭通缉，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将其拉回正轨。1935年11月，一位名叫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抵达陕西，他的到来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契机。张浩与张国焘的旧交情让张国焘希望能获得支持，但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表态支持中央，促使张国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936年，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彻底失败，经过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斗争，张国焘最终宣布放弃他所创建的“伪中央”，并开始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1938年，张国焘叛逃至国民党阵营，但在国民党并未得到重用，最终孤独终老于他乡。回望当年中共一大的那个年轻领袖张国焘，原本满怀壮志与理想，最终却走上了背离革命道路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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